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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让中文改变人生的老外们

        就像会用法语说一句“再见”，用意大利语说一句“早啊”，不少英国人现在见到中国人都会小试牛刀一般地说一句“你好”，对中文研究更深一点的会来一句“吃了吗？”之前我在伦敦的一处地铁站买车票时，一位40多岁的男售票员一边把零钱和票递给我，一边笑着用不地道，但很清楚的普通话语调说了一句“谢谢”，惹得身边排队的英国人呵呵直乐。
不过，英国人对中文的研究远没有中国人想象中的人那么多，学的那么深。不要说是学了两句中文的车站售票员，就连一些英国大学，智库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们在向我做自我介绍时，都实话实说：“中文能看懂，但你可别指望我能和你对答如流，上电视直播采访，我更不行”。相对于中文来说，英国人还是更加传统地将法语，意大利语等欧洲语言作为自己的子女在接受基础教育阶段的首选。对于这些语言，很多英国人都能说得像母语一样流利。像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经用法语在巴黎国会发表演讲，其流利程度甚至赢得台下法国议员们的一致掌声。
但已经有很多老外的中文已经足够上电视接收媒体的访问了，而且还是年纪轻轻。在上个周末，我在英格兰伯克郡威灵顿公学的中国语言中心成立仪式上，就看到学了四年汉语的当地年轻学生，已经可以担当中文司仪了。在当地工作的中文老师对我说，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已经过了初学中文时最难的阶段，这位老师和她的同事们都相信中文将会对这个英国小伙子今后的人生起到很大的影响，或许他就是未来英国政坛的一位“中国通”。
在英国的外交界，这样的“中国通”并不少见。英国从1972年正式派驻第一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艾惕思到早前离任的欧威廉，十任驻华大使中，他们履历上不难发现共同点：都曾经接受过中文或是亚洲文化的学习并且在中国有着长期的外交工作经历。像是1974年上任的尤德不仅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学得一口流利的中文，还曾经在1982年到1986年间担任香港总督，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做了30年的外交官。
和这些职业外交官相比，还有更多的英国普通老百姓是因为“无心插柳”地学习中文，同样也书写出了各自精彩的人生。从1955年开始，英国政府曾经连续六年时间挑选刚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学习中文，然后将他们送到远东地区从事情报工作。这些人的经历在半个多世纪后，才被公之于众众。
当年，英国政府决定需要一批可靠的人驻扎在香港，专门收听中国大陆的无线电信号。可问题是，有几个英国人能懂汉语呢？如今用笔名“纳吉尔•维斯特”撰写情报历史的英国前议员鲁泊•阿里森说，当时政府决定训练汉语人才，于是利用英国战时兵役制度来寻找免费资源。当年的甄选过程更像是竞猜游戏。谁也不能肯定要学好这样一门外族人的语言究竟需要哪些天分。于是，原本要到剑桥大学学古典文学的，正在受训成为会计师的，还有学文学艺术的，都被选去学汉语。
如今已经年过七旬的瑞格•亨特回忆说，他和另外两个人原本准备学俄语的，一天被招去见长官。长官问：“愿不愿意转去学刚刚开办的汉语课程？”“我们想都没想就回答：愿意！长官！”，亨特说：“结果这一下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这段经历不仅改变了不少如今已是七旬老人一生的命运，另外一个附带效应是，它为英国的不少大学，像是牛津、剑桥、利兹、爱丁堡等大学，甚至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的大学培养了一代优秀的中文讲师。
在惠灵顿公学，我向该校校长，同时也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萨尔顿请教对于前段时间孔子学院在美国遭遇民间部分人士抵制风波的看法时，这位学者毫不客气地批评起大洋彼岸的短视人群，指出排斥中文的背后其实是低迷经济现实促生的保护主义在作祟。萨尔顿院长能够说出这样的一席话并不让我意外，但在当天活动现场，我的确看到不少家境殷实的父母，抽出自己的周末休息时间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加中国文化中心的成立活动，让我愿意相信在接纳中文教育的问题上，美国人和英国人这对“特殊盟友”真的想法有所不同。一向态度保守惯了的英国人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这么想得开，或许和那些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多少有些关系。